艾玛克劳森，《十六世纪法国的政治和‘政治’:概念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21年

近年来，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显著的变化无疑是语言学转向。受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人的影响，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语言在思维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伯克、斯金纳、基思贝克等人的研究都表明，意识形态命题的建构、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都依赖于语言。

语言可以是一组词语，一组隐喻，或者某种主题。人们依靠这些语言来写作，表达他们的思想，形成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并确定他们的处境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此外，语言本身是与权力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元素，它不仅是合法性的象征，还包含着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期望。言语也是一种行动。“文中有多少语言，就有多少动作”。这些语言虽然为当时的人们所熟悉，但却为后世所陌生。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理解语言，而理解的前提是认识到语言具有历史维度，因为它代表着“由社会安排、历史事件、公认的价值和它所能表达的思维方式所构成的过去”(斯金纳(Q. Skinner)《观念史中的意义和理解》，《历史与理论》第8卷第1期[1969])。博克，《德行、商业和历史 ： 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冯克礼译，三联书店，2012年，第18-19页)。

语言影响与剑桥学派的特点并存。

收录《语境中的概念》系列新书《十六世纪法国的政治与“政治家派”：一部概念史》(以下简称《政治》)，引文仅标注页码；法语中“政治”一词变化多，含义复杂，所以《政治》保留了法语原词。为了阅读方便，书评统一翻译成“政治”。它是一部既体现语言学影响，又具有剑桥学派特色的思想史著作。作者艾玛克劳森(Emma Claussen)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现以“英国国家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055-79000是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研究了从1568年到1594年“政治”一词的含义及其复杂的衍生用法。

在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术语中，“政治”一词体现了政治思想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传播，“politicus”最早出现在13世纪。15世纪，这个词及其对应的拉丁语civilis逐渐被引入西方政治思想的话语体系。“政治”有两个基本含义。首先是指一种知识对象，即政治学。所谓的政治学是“城邦的科学”，被视为“最高贵、最高尚的科学”和“最根本、最有建设性”的知识(引自尼古拉鲁宾斯坦《近代早期欧洲politicus一词的历史》，载于安东尼帕格登编)。欧洲近代早期政治理论的语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2页，注2).“政治”的另一个含义是指权力受到限制，统治基于人民的授权，体现公共利益的制度。它是意大利民事和拉丁民事的同义词。与此相关，“政治”也意味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所以，任何能被称为“政治”的政权都是好政权，体现古典共和精神的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5世纪，英国人fortes称英国养生regale统治是基于人民的同意“政治制度”和法国君主“皇家制度”，因为法国国王只根据自己的法律统治(J. H. Burns，“Fortescue和Dominium的政治理论”，《历史杂志》，第28卷，第4期[1985年12月]，第777-797页)。“政治”一词在16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思想史家毛里齐奥维罗利认为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他说：“在这场革命之前，政治这个词只有一个积极的意义。但是在这场革命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这个词只具有负面意义。三个世纪以来，“政治”一直享有人类科学的最高地位，但在这场革命之后，“政治”变成了一种不光彩、堕落和肮脏的活动。它不再是反对压迫和腐败的最有力的手段。相反，‘政治’是一种延续压迫和腐败的技能。”(毛里齐奥维罗利，“政治概念中的革命”，《政治理论》，第20卷，第3期[1992年8月]，第477页)

艾玛克劳森的书《政治》考察了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政治”一词的“革命性”变化。为什么选择法国作为案例？因为，在法语中，“政治”含义的演变“既典型又不寻常”，既反映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政治学复兴的影响，也显示了法国独有的特点。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和作为名词的“政治”之间，以及抽象政治和具体政治之间，总是存在着意义的重叠和指称的不稳定性。在宗教战争期间，当“政治”被用于具体术语时，它一般指那些倾向于和平谈判和放弃暴力的人，包括温和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他们支持亨利四世的皈依。这些人被称为“政客”，他们被天主教徒攻击，因为他们牺牲自己的宗教虔诚来换取政治利益(引言，第X页)。简而言之，法语politique有多重含义，这些含义之间有很高的重合度。这些含义包括：“政治学、君主制、威权政治、非精神权威、正义、宽容、政治家、政治行动者、领导者、管理者、律师、雇佣学者、虚伪的敌人、无神论者。”(第11页)基于原因，作者认为，对于理解“政治”一词的演变，法国是一个非常“具有渗透性”的案例(引言，第X页)。

755-79000本书的论证结构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政治问题”简要阐述了16世纪上半叶“政治”一词在法语中的词义变化及其用法。作者特别指出，法语引入“政治”一词与16世纪法国文化脱离拉丁传统，试图与希腊文化建立联系有关。作者强调，在宗教战争之前，在法国人文主义者帕斯基、纪尧姆比德、拉伯雷等人的使用中，“政治”具有积极的一面，意味着将统治智慧与哲学智慧相调和，将既定法律与基于现实的君主决策相结合(75页)。这不仅是君主立宪制的延续，也是正在崛起的贵族的新身份。但积极的一面也预示着此后一直被凸显的消极色彩，因为和解也意味着放弃原则和虔诚，挣脱宗教枷锁，“政治”也因此变成了“诡计多端，玩弄伎俩”(第55页)。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繁荣的对话文学中，后一种意义虽然不突出，却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关注。他们觉得“政治”这个词就像“语言杂草”一样，破坏了法语百花园的景观。帕斯基认为，语言多样性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当这样的词语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导致“se bigarrer”。在《政治》(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中，他写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它迅速蔓延到整个法国，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党：胡格诺派和Papiste，也就是天主教，就像生长在花坛里的歪斜的树枝(rejettons de partialitez)。”帕斯基认为，对于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来说，语言模糊会导致灾难：“当人们看到，如果一个民族使用带有偏见的词语(mots de partialitez)，无论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他们的语言，都会分裂自己。”(39-40页)“自我分裂”成为“政治”这个词挥之不去的否定。语言的模糊性和现实的分裂性之间总有相互激化的可能。

第二部分755-79000共两章，以1568-1578年为重点，分别考察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的政治书写。第三章分析了Bodan的《政治》和Loys Le Roy的《法国研究》的翻译。这两部著作有着共同的旨趣，即不同程度地摆脱古典的桎梏，重新定义“政治”知识的目的和实践。像帕斯基一样，博丹注意到不同观点的“政治著作”或“政治哲学”会“扰乱或推翻美好的现状”。他将“politica”一词理解并翻译为“谨慎的”或“谨慎的立法者”，其重要作用是“不引起叛乱”(第111-112页)。勒罗伊对“政治”的理解很有意思，体现了法语中否定词和肯定词的高度重合。在他看来，如果“政治”是阳性名词(le politique)，它指的是地位，也就是政治家。这类人将政治知识灵活运用于现实；如果说“政治”是一个阴性名词(la politique)的话，它体现了灵活性和兼容性：既能审慎地处理当前的问题，又有预见未来的智慧，既灵活又符合德性(113页)。第四章分析了胡格诺派的两个政治文本，《政治》(Le Revelle-Matin des Fran ais，匿名)和《国家六论》(mmoires de l ' estat de France，Sous Charles Neuesme，注：两个文本的都拼错了，原文如此)。这是宗教战争前流传最广的小册子。两种文本都采用对话体，不同的对话主体代表不同的身份。比如《政治学》讲的四个人是：Philalithie(真理爱好者)、Historiographie(历史学家)、Politique(政治家)、Daniel(先知)。在这两本小册子中，胡格诺派的自由精神和反抗理论被融入到为法国摆脱当前混乱局面而制定的“loix et ordonnances politiques”中。“政治”是一种积极的组织力量，表现为对现实的干预和对未来的展望。可见天主教和新教对“政治”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博丹和勒罗伊的著作中，“政治”主要是一种知识。它逐渐摆脱了“王子的镜子”(miroirs des princes)的传统，成为具有适当的对象、态度和行为标准的知识体系(104页)。胡诺党对“政治”的定义更倾向于行动和实践，而不是知识，这体现了干预现实并改变现实的主动性。在宗教战争之前，分歧已经存在。

055-79000第三部分着重于1588年至1594年。这个阶段是“政治”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外部世界和政治事件的激化，这个词的内部负面意义进一步发酵，产生了所谓的维罗利“革命”。其背景是亨利三世被驱逐出巴黎，天主教联盟领袖吉斯公爵被暗杀，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第五章，作者考察了两种类型的文本。首先是1589年左右出版的小册子，书名中有“政治”二字(参考175页表格，共19册)。笔者发现，与前一阶段的情况不同，“政治”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破坏性的名词，指的不是知识，而是所有应该排除和清除的对象。它不再用来自称为存在，也不再用来为新兴的noblesse de robe辩护，而是用“人们所称的”(174，174)这样的贬义表述来指代命名，这种否定性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1588年的一篇六合号文章，《法国人的警钟》(La Foy et Religion des politiques de cetemps。Contentla反驳de Leurs Heroes)，将“政治”描述为“混合商品”和“充斥着各种麻醉品的商店”(176页)。这种“政治”的负面形象更具体地体现在作者考察的第二种材料上：纸上木刻。两幅代表性的版画选自收藏家Pierre de l'Estoile (1546-1611，李哥的美女人物与喜剧，2016年，德罗兹出版社)的收藏。一个是“倒锅”(第179页，见图1)。根据作者的解释；锅象征着法国，周围都是被天主教攻击的“政客”，有两三个神父围坐在锅边哭泣。整个形象的寓意就是锅被倒放了，很难保持平衡。讽刺的是，那些背弃宗教的“政客”是徒劳的，无法恢复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在第二个形象中，“政治”在希腊神话中被描绘成一个赛琳尼，或者在希伯来神话中被描绘成一个大衮。它的毛是一条蛇，像美杜莎一样，上半身是女人的身体，下半身是长成鱼身的两条腿(第197页，图2)。“政治”的特点是女性，这意味着它不同于上面提到的男性“政治家”。只能是坏的“政治”把男人引入歧途。海妖手持水瓶，可见“政治”只喜美食，不喜德行。她用尾鳍支撑着身体，摇晃着，因为她是一个“准陪审员”。汽笛声被一群吹泡泡的孩子包围了。他们是“管理共和国的人”，追求的是泡沫象征的虚荣心，而不是上帝的事业。这一形象体现了对“政治”的多重恐惧：作为隐喻，怪物“政治”并非来自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出现在现实的普遍体中。它既是一种混合物，又代表混合物本身，不是一种恶，而是各种形式的恶的集合(第196-202页)。

图1: 《回忆查理九世治下的法国》

图2: 《法国人的警钟》

055-79000最后一章考察了两个长对话《政治》(Dialogue Entre le Maheustre et le Manant)和《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信仰和宗教：包含对他们异端邪说的驳斥》 (Satyre mnippe)。593年，宗教战争即将结束，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亨利四世在巴黎城外扎营，但他始终未能进城。天主教联盟在巴黎召开全国三级会议，准备选举新君主。次年，亨利四世皈依并进入巴黎。这就是上述两个对话发表的背景。辩论双方的会面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预示着短暂的休战，双方都希望用言语而非暴力解决分歧，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第206-207页)。然而，共识很难建立。无论是指身份(政治家)，还是指行动和决策(政治、战略)，“政治”的定义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被雨格诺派、政治家派、无神论者、埃佩农公爵派（Espernonistes）以及不信教者倒置的锅》年，支持亨利四世的马厄斯特和支持天主教的马南特围绕“politique”一词争论不休，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南将“政治”与“异端”、“无神论”、“贪婪”和“野心家”一起使用，而马赫斯特将政治视为朋友和盟友(第212-213页)。马认为亨利四世的传教是一种空洞、轻浮、无意义的行为，能随随便便做出这种“政治”行为的，都是“荒淫之人”。如果巴黎向他投降，那就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放荡的男人”(第225页)。意见不合意味着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不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055-79000(注：当时Satyre mnippe指的是一种特殊的风格，将诗歌和散文混合在一起)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上的对话，对话的一方是天主教联盟的代表，另一方是三级代表d 'Aubray上校，他也代表军队，指的是游击队)。这是一部深受拉伯雷影响的狂欢化作品，充满想象力和各种幽默的隐喻。正文是德布雷的讲话。他代表一种“政治”立场，支持改宗，认为要实现和平，就必须改变神学的至高无上，把“一个国王的职责置于忏悔的良心之上”(第208-209页)。055-79000支持亨利四世的皈依，所以文中呈现的“政治”总体上表现出积极正面的含义，代表了诚实忠诚的公民形象(213页)。在这两个文本中，“政治”的含义摇摆不定，它本身“是代表公民(朋友、贵族、资产阶级)美德的法典，或者是超越宗教和公民领域的东西(无神论和异端是对上帝的犯罪，煽动者和敌人是对公民和国家的犯罪)”。这个词所代表和所指的是什么“完全取决于描述”(218页作者还深入分析了文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来展示“政治”这个词是如何阻碍不同派别达成共识的。正因为如此，马赫斯特不得不放弃通过言辞和对话找到共识的希望。他对马南说：“只有剑才能改变你。”(第226页)

在结语中，作者指出“政治”一词在16世纪的法语文本中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构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支点，代表了一个特别迫切的意义问题。围绕这个词的文字、言语、对话，本质上都是在寻求身份认同，追问“我们是谁”。因此，“政治”一词是“与生活现实相联系并影响生活现实的事件，它提供了探索和协商集体和个人身份的手段”。同时，它是一个“高度流动的词”:它是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实用主义和妥协的体现，是复杂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的体现，也是谈判本身。它不仅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和(再)认识的对象”(第239页)。在作者看来，“政治”一词多变而不稳定的含义既是宗教战争前后国内分裂的表现，也传达了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对于后人来说，16世纪的《政治学》写作有两个重要的遗产。“政治”一词的阴阳性和“高度重叠”的含义继续影响着后人的思维，表现在施密特的《政治（Politique）的画像与描述》和罗桑瓦伦的《政治》。政治既是语言又是行动，语言即行动(parler，c'est agir)，说明“群体或个人(le politique)在政治家形象谱系和欧洲政治想象史上既重要又持续发挥影响”(253页)。

对语言思想史研究的影响

755-79000这本书反映了语言学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作者指出大多数单词都有不止一个意思。不同的意思是相互联系的，但又不完全一致。因此，词语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缺乏对称性，这既方便了词语的灵活运用，也为歧义和对抗创造了条件。“政治”这个词有两个相反的意思。一个是指“公民”，接近civile，属于共和主义的传统。第二层意思接近政客，指的是那些把自己的真实利益放在宗教或道德原则之上的人。围绕“政治”的小册子论战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不断的吸收与排斥、定义与拆解，将“政治”区分分析为既是一种知识(“政治学”)又是一种身份(“政治家”或温和的“政治家派”)。在不同力量和不同理念的竞争下，“政治”之争本质上是对意义、合法性和身份的争夺，必然伴随着难以摆脱的不确定性。它不仅是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徒和温和派之间身份和意义斗争的对象，也是19世纪自由派重新阐释的对象。

《马赫斯特与马南的对话》进一步认为，文字的不稳定既是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也是结果。作为一个原因，词语内涵的模糊导致定义和指称的不稳定，从而导致寻求共识的困难。于是，宗教战争前后，认同感动摇，政治联盟发生变化，现实的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词语使用和指称的不确定性，意义与现实的稳定对应无法建立。作者指出，政治和词汇密切相关，语法和状态交织在一起。“状态是语言的结构，它的稳定性在于对其术语的有效定义”(229页)。越权也是对词义的颠覆。055-79000把文字和权力联系起来，攻击天主教联盟的领袖梅恩。文中指出，梅恩的身份是中尉(副官，代理长官)。这个词的原意是某人代表另一个人占据某个位置(场所)。梅恩只能代表国王做一个真正的副官，并得到国王的授权。现在，他认为自己是王国的领袖，实际上他代表一个无生命的(国家)掌权，超越了中尉们这个词的意义。

055-79000对文字和文本的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作者将“政治”视为“话语经验”，始终以话语为媒介，被话语所创造，始终在对话光谱上(第6页)。对话不仅存在于文本之中，也存在于文本之间。通过吸收其他文本的定义，我们反驳它们。况且《梅尼普斯讽刺集》对文字有独特的理解。作者认为，文本实际上是一个场域(lieu)，一种“政治现象”和“这些友好或敌对的对话发生的地方，揭示、澄清和调整思想和对话者之间的权力平衡”(5-6页)。作者这样理解政治、文字和文本，可能有两个原因。作为一种文体，对话被频繁使用，它不仅可以表达人物、思想和语言的对抗，还可以反映政治联盟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传达身份的脆弱性和内心的焦虑。作为思想史研究，这本书考察期短，文本量大，“政治”一词始终处于激烈的语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前线。因此，通过一种动态的考察而不是聚焦于经典文本，这种研究取向可能更有效地解释分裂和动荡时期的意义之争。

055-79000不仅仅是研究词语的变化，更是研究“将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词汇与可识别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追踪语言对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字的使用是一个文学-历史事件，它既是物质的，也是无形的”(第24页)。通过将词语的使用视为一个事件，作者试图将书面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也不是机械的，而是基于写作的欲望和意愿。因为，在16世纪，作家们有意识地、清晰地意识到了他们的世界的碎片化，词与其所指物之间的不稳定性，以及词的指称能力的缺失。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所谓的“政治”是唯一有确定意义的“政治”，也不认为他们借用“政治”这个词所完成的指称过程是“政治”唯一可以指称的东西。文中经常使用的表述是“所谓的‘政治’(les politiques qu ' appelle)”，反映出词语的框架化和指称只是一种短期的指称，它会伴随着词语本身的流动性和使用者身份的多样性，产生永无止境的震撼。所以，文字的使用和书写都是在一种控制、统一、竞争和怀疑的欲望中进行的，都被无法达成言行一致的欲望所挫败(第24页)。按照作者的说法，全书《马赫斯特与马南的对话》分析的是失望主导的写作：“政治失败，理想未实现，断章取义的文本，扭曲的意义。”(255页)《梅尼普斯讽刺集》大量文字的解读和揭示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梅尼普斯讽刺集》的主人公是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一个匈牙利人，他的名字叫Alithie。作者解释说，这个词代表真理，它来自希腊语Aletheia，意思是真实或揭露，与希腊神话中冥界被遗忘的河流Lethe所代表的“封闭、遗忘和隐藏”截然相反。作者指出，《政治的概念》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式的对话领导，是为了“消除那些多重的、矛盾的意义对真相和意义统一性的遮蔽，用‘政治’之类的词语来解决遭遇和纷争”，代表一种“真实的、恰当的政治愿景”，与“警钟”(也可译为“觉醒”)相同。055-79000中使用的Catholicon一词更复杂。正文的编辑使用了这个词的多层和重叠的含义来指天主教词语的腐蚀性。Catholicon有三个意思。它来自希腊语katholou，意思是普遍的。与天主教同源，暗指天主教。Catholicon的第二个意思是万灵药，比喻成一群骗子卖给巴黎人的假神药。Catholicon的第三个意思是指单词，因为它也是字典《迈向政治的概念史》的缩写(summa grammatical是quae vocatur catholicon)。这部词典出版于13世纪，在拉丁基督教国家广泛使用。16世纪还在重印。通过叠加上述三种含义，Catholicon随后在天主教(叛教)、修辞、腐败和欺骗之间建立了联系。正如《政治》所说：“只要你服下一粒这种毒药，不管你嘲笑谁，那个人一定会成为胡格诺派或异端的帮凶。”(第217页)

问题和缺点

但是《政治》这本书的问题也很突出。

这本书的调查时期很短，只集中在16世纪下半叶。这种微观的视角虽然有助于展现“政治”这个概念的词语竞争的强度和频率，但却不利于全面展现这个词语概念的整个历史。只有三页(43-46页)考察了16世纪以前“政治”的含义，三页(15-18页)考察了17世纪以后的观念史。就“政治”这一概念的“前历史”而言，作者根本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也没有提到英法思想家关于君主制是“政治制度”还是“王室制度”的争论和分歧。此外，作者对“16世纪法国政治写作遗产”问题的分析也不够透彻。事实上，在启蒙时代，“政治”固有的重叠模糊性还在继续。比如《梅尼普斯讽刺集》年，大长宋把君主制和royaut政府区分开来，认为君主制让人民参与国家管理，这样民主和民主才能融为一体。这反映了将君主政体视为不同于绝对君主政体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回应了这种区分。此外，“政治”作为一种身份，“政治家”作为虚伪的行动者的负面意义，在孟德斯鸠1725年前后写的《政治》(De la politique)中也有所表现。事实上，这位政治思想家挖掘“法的精神”的目的之一就是限制“政治”背后的权力和欲望。

过窄的时间段不仅限制了研究“政治”这一概念的深度维度，也未能充分显示出词义的差异。比如《政治》第二章考察概念的前史。所谓前历史，不过是16世纪上半叶毕岱、拉伯雷等人文主义者的用词。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者试图找出“政治”这个概念的完全不同的用法，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更何况，根据作者的考察，我们很难认为“政治”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根源于人文主义后期，而非更早期。

另外，作者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内容重复，结构略显混乱。例如，书中有两部“政治”概念的历史，即“政治的历史”(第7-12页)和“起源”(第43-51页)。无论如何，第一部分中涉及的法语单词“politics”含义的多样性不能与第二部分中使用“politics”的历史分开。分为两部分，不仅影响阅读，也不利于理解。此外，书中考查的文本多为对话录。16世纪中期是法国对话体的繁荣阶段，是当时社会心态的集中表现，也是考察和争夺政治观念的重要领域。然而，整本书未能充分解释这种风格如何反映社会心态，以及它如何有助于考察“政治”。

除了问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有待商榷。这关系到语言转向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问题。如前所述，语言哲学的研究证明，语言在建立观念、塑造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和展望未来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秉承这一取向，《政治》的作者宣称，她将遵循早期现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历史化方法”，关注‘政治’一词的内生用法，从16世纪的术语中挖掘其含义，而不是从我自己在自己的写作中对政治和权力的不同定义出发”(第10页)。所谓“内生性使用”，是指关注词语本身而不关注其使用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实际上考察的是“语言游戏”:“政治”一词的多重意义，以及它是如何通过不同的修辞成为文本领域中意义与身份争夺的对象。但“历史取向”的局限在于它只考察修辞的介入，而不关心介入的结果。虽然作者承认“修辞干预现实的潜力不仅涉及未来潜在的社会和政治框架，还包括现在对过去的记忆，毕竟这些记忆的‘真实性’”。但《法国人的警钟》的分析始终停留在文字上，不涉及文字与现实的关系，不关心“修辞干预”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只有在意义的框架内将词、意义和事件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出“语言游戏”的实际效果。人们生活在意义的网中。通过意义，他们构建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定义自己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而且，只有通过意义，人们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并相互形成交流和争论。语言赋予意义以具体的表达，也使这种意义以人们能够把握和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如作者所说，状态是一种语法结构。强权政治的稳定取决于人们对意义和语法的共识。相反，在不断的对抗和争论中，语言不断被修辞操纵，意义被重新定义，其结果必将影响处于意义之网中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法国人的警钟》这本书能够将宗教战争置于词语的意义结构中，而不仅仅是作为“语言游戏”的背景，充分考虑使用词语的人，而不仅仅是词语的“内生使用”，并从词语的意义之争中重新新的“政治”词语结构的稳定性以及“绝对君主制”作为一个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那么